按：
这是59岁的袁隆平先生接受本文作者专访而形成的长篇通讯。
2021年5月22日，91岁的袁隆平先生告别这个世界。
2021年5月20日，中国眼科医学界泰斗夏德昭逝世，享年104岁；
2021年5月21日，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、文博专家杨伯达去世，享年94岁；
2021年5月22日，与袁隆平院士仅仅相隔五分钟，“中国肝脏外科之父”吴孟超逝世，享年99岁。
三天四位巨星陨落，西沉便不再升起，划过天幕就不再回来。
无法抵御浪潮，但该永记灯塔！
不知什么原因，生长在第一大文明古国里的炎黄子孙不仅与诺贝尔奖无缘，连影响较大的国际奖也没得过。公元1987年1月3日，这种局面打破了！这一天，一位剃平头、单单瘦瘦、其貌不扬的科学家走进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豪华的会议厅，从总干事姆博手中捧回了中国第一块科学奖。教科文科学奖——一种世界性科学大奖，两年颁发一次，一次一人，人称“诺贝尔预备奖”！11月12日，他回到北京，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和农业部长何康兴冲冲向他举杯：你是全中国人民的骄傲！
“他也是世界的骄傲”，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斯森博士说：“他的成就，给人类带来了福音。”
他——袁隆平，驰誉全球的“杂交水稻之父”。
1953年8月，深藏在湘西绵绵群山中的湖南安江农业学校分来一位23岁的“小青年”。省农业厅介绍信上写着：袁隆平，西南农学院农学系毕业。这位年轻人生活马虎，衣服脏了好久不肯洗，扣子掉了就让它敞着，房里乱七八糟从不收拾。他追求的是一种惠特曼式的无拘无束的生活：随心之所之，对什么感兴趣就干什么。他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；课余饭后，一把小提琴拉得珠圆玉润。他还爱打球，到清悠悠的沅江河中游泳。不过，最叫他醉心的是用显微镜观察植物。形形色色、大大小小的植物标本，拿到镜子下一照，五脏六肺清清楚楚，多有趣！因此，他常常得空便往学校实验室钻，守着台显微镜一看就是几小时，有时甚至深夜不归。一年多时间内，他把学校有的和自己能找到的植物标本都从头到脚观察了个够。
他学的是农学专业，对遗传育种颇有兴趣。可学校起初却看中了他那一口英语，要他教英语课。他不乐意，找到老校长诉说衷肠：“我出生在北京，长在南京、重庆等大城市，您知道我为什么会学农吗？读小学时学校组织郊游，带我们到附近一个园艺场，看到里面树青草长，桃李芬芳，花鸟虫鱼，各得其乐。与外面聒噪纷扰的环境恰成鲜明对照。我从中感受到一种自然美，体会到了如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所形容的那种田间乐趣，便立下志愿，将来当一名农艺师。现在让我丢掉专业教英语，怎么行呢？”老校长吃惊地听完这番话，为这位小青年竟有这样的抱负很是兴奋，两手一拍，说：“你就去搞你的遗传育种吧！”
一个人立志干一番事业，总要受到外界环境的某种刺激或感应。重庆城郊优美恬静的植物园曾使袁隆平定下学农的志向，但又是什么让他铁下心来一辈子同杂交水稻结下不解之缘的呢？是水肿病造成的可怕的死亡，是湘西老山沟里的山民们一双双渴望摆脱饥饿的眼睛！
几年与世无争的教学生活过去了。有一次，学校派袁隆平带领40多名学生去黔阳县牛婆冲劳动锻炼。那正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彭大将军曾经呼问苍天“明年日子怎么过”的苦难岁月。尽管在学校对农民过苦日子的种种情形早有耳闻，但眼下的现实还是令袁隆平惊诧莫名，惶惑莫名；一幢幢东倒西歪的吊脚楼里，患水肿病的山民们传出一声声哀惋绝望的呻唤；公共食堂的锅台上，大锅清水煮得一篓篓野菜散发出怪味；山山坡坡到处可见一堆堆刚埋下的新坟。
最让袁隆平痛心的是房东向福财老伴的死。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傍晚，袁隆平和学生们正围在火塘边烤火，忽然听到屋后传来哭声，大家急忙赶过去，只见那女人全身浮肿，披头散发躺在床上，嘎白的嘴唇翕动着，模模糊糊吐出两个字：“我……饿……”。袁隆平忙转身去住屋想取点米来，才跑出几步，身后悲声大放，那女人已经去了。
一位辛苦半生的农民在“我……饿……”的颤栗声中死去。她是活活饿死的呀！望着那肿鼓鼓的尸体，看到周围山民那一张张苦艾艾的脸和一双双充满期待的眼睛，袁隆平心在流血！一种巨大的责任感沉沉地压上心头：作为一名农业科学工作者，我一定要想办法让农民多打粮食，摆脱饥饿！
李森科的路怎么老走不通？我信孟德尔。
目标：杂交水稻
在活生生的现实体验中确立的人生信念是那样顽强，那样不可移易。回到学校，袁隆平变了另外一个人。球不打了，泳不游了，心爱的小提琴对他也失去了吸引力。他一头埋进书堆里，搞起了农作物增产实验研究。
当时的农学界是米丘林、李森科学派的一统天下，袁隆平起初也无出其右。他在实验教学中按照米丘林的理论，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，把西瓜嫁接到南瓜上，把西红柿嫁接到马铃薯上……效果是出人意料的：嫁接的红薯重的一篼达30多斤，最大的一个27斤；西瓜和南瓜交配，果实不西不南，奇形怪状；西红柿和马铃薯结合，上面结西红柿，下面长马铃薯。他把自己的试验搬到课堂上洋洋洒洒讲给学生听；他说他为了用遮光法让红薯开花，无钱买黑布，便把自己的床单拿来用墨汁染黑了去顶。幽默的语言，有趣的实验结果，笑得学生肚子痛。当时的大报小报，也纷纷涌来，欢庆米丘林学说在中国的胜利。
但是，胜利是暂时的。第二年，红薯和月光花依然各为一体，西红柿和马铃薯的结合也须从头做起，西瓜和南瓜结出的怪果根本不能繁育……无性杂交，优势无法遗传，就如同驴和马交配能生出高大的骡子，而骡子永远不会生出骡子一样，这些试验，只能摆到实验桌上供人观赏，不能给农民带来实惠和好处。
袁隆平怀疑起米丘林和李森科来。”他们的学说空洞概念多往往以理论代替实践，是不是有点机械唯物主义？”一次，他大胆去问一位生物界前辈。
不料那位前辈比他更大胆：“李森科实在就是一位主观唯心论者！我觉得对任何学说都要分析研究。高山不弃寸土，大河不厌细流。做学问就要有这种态度。”
老前辈的话对袁隆平启示很大他不再拘泥于名门正派，达尔文、巴士德、孟德尔、摩尔根……凡古代和当代的生物学派，他都去研究，而对当时被视为弄端邪说的孟德尔和摩尔根学说用力更勤。摩尔根在孟德尔遗传学基础上创立的基因理论深深吸引着他。他折服在孟德尔的旗帜下，对自己过去的失败进行反思，觉得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，方向也不对头。水稻是人类的主食，中国1/3以上的耕地种水稻，产量占世界的44%；全世界有112个国家种水稻。而红薯、马铃薯呢？仅仅山区才种。他又想起一次带学生在乡下实习听高级社开会的情形来：书记、社长、社委发言，讲的全是水稻生产怎么搞；到散会时，支部书记才想起来，“嗯呢，还有个红薯不要忘记了！”
“改变方向，搞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研究”！袁隆平下了决心。
杂种优势本是生物界的普遍规律。我国人民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试验出马和驴杂交能生出子，这种现象应之于植物界却是公元十八世纪中叶的事，奠基人是达尔文。他曾用10年时间广泛搜求各类植物异花授粉和自花授粉的变化情况。比之稍晚的贝尔则费了八年时间潜心试验，得出玉米自交衰退和杂交有利的结论，正式提出“杂种优势”的命名。以后，玉米、高粱的杂种优势便初步利用并发展开来。
那么，作为人类主食的水稻有没有杂种优势呢？人们对此跃跃欲试。1926年，美国人琼斯首先发现水稻的雄性不育现象，马上引起世界各国的注意。日本、印度、菲律宾、南朝鲜等不少国家的专家学者们雄心勃勃搞实验，想培养出水稻的杂种优势并应用到生产上来。但是，几十年过去了，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。于是，人们对此项研究得出否定的结论，国外权威的(遗传学原理》断言：“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，经长期的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，许多不良基因已被淘汰，累积下来的多是优良遗传因子，所以自交不会退化，杂交也不会产生优势。”国内叶长丰的(作物育种》(大学教材)更说得明白：“因为异花授粉作物自交有衰退现象，所以杂交就有优势现象；而自花授粉作物自交无衰退现象，所以杂交没有优势。”
写在书上的不一定就是真理！袁隆平平生最爱盘根问底。中学时学代数，老师教“负负得正”，他想来想去想不通，把手往桌子上一顿，站起来发问：“老师，负负为什么得正呢？”老师瞪他一眼：“负负就得正，你记住就是了！”他不服气，硬是求这个问那个，弄了个水落石出。这一次，他当然不肯善罢甘休。“根据遗传原理，动、植物乃至人类都有第一代优势，为什么水稻会例外呢？”他要弄个明白。
他来到田间。一篼特殊的稻谷映人眼帘，那稻10多株，每株170多粒，粒粒饱满。他如获至宝，适时把那篼稻收回来，第二年播下去与别的稻对比。但是，过了3年，那稻变异严重，并没保持住优势。然而，他心里却闪现出一个认定：那篼禾就是天然杂交的第一代优势！是的，绝对没错！
怎样找到并保持这种优势呢？他冥思苦索。他把前人实验的种种记载又细细嚼了一遍。
一条思路渐渐在脑子里清晰起来：
第一步，找到雄性不育株，即母禾；
第二步，找一种特殊的水稻品种作父本，给母禾授粉，使其后代保持雄性不育特性，即不育系，用作父本的品种叫保持系。
第三步，选择一个稻种与不育系杂交，使其后代恢复生育能力，叫恢复系。
三系配套，便可制种。
现在的关键是寻找雄性不育株。他忘我地又一次扑向田间。稻子正吐花扬蕊，白茫茫一片，哪里有雄性不育株？他光着头，手拿放大镜，株株看，穗穗查。第一天，没有；第二天，没有；第三天、四天……第十四天，他胃病复发，在床上躺了一会，耐不住，又下了田。一株、两株、三株……突然，放大镜下出现了一株特异的稻子：子房正常，花药干瘪细瘦，颜色发白。这不就是梦寐以求的雄性不育株吗？一阵狂喜，他情不自禁地在田野里大叫：“找到啦！”
1964年7月5日，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。
不育株被移植到实验盆里。袁隆平用别的花粉杂交，精心培育出第一代稻种。
第二年，又发现4株。他把这些植株搬进试验田里，授粉、浇水、观察，又繁殖了两代。
1965年冬，袁隆平写出第一篇论文《水稻的雄性不孕性》。文章指出：水稻有杂种优势现象，要利用它必须首先大量制种，而解决杂种优势育种的有效途径，便是利用雄性不孕性。文章还提出，水稻雄性不育株在自然情况下发现率约0.16%。通过进一步选育，可以培育出不育系、保持系和恢复系，用作育种材料。
这篇论文发在1966年第4期《科学通报》上。这份刊物没能发出第5期，一场“史无前例”的大浩劫发生了！
侥幸躲过蹲“牛棚”，
愚昧和嫉妒编织的厄运又紧紧相随
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人整人、人斗人、人吃人的大疯狂。好人、坏人、保皇的人和造反的人，都免不了挨整。最敏感的神经便是人造的神。稍一不慎触动了，不管什么人，一夜之间便会把你“打翻在地，再踏上一只脚，使你永世不得翻身”！
袁隆平偏偏触动了这根神经！
那是1963年春播季节，上面指示要按期完成播种任务。安江农校试验组纷纷行动，袁隆平却拖了几天。结果寒流南下，别人的秧苗都烂了，他的安然无恙。
“我看农业八字宪法不够全面，还要添上一个‘时’字。”袁隆平对一位同事发感慨。
同事大惊失色：“袁隆平，你吃了豹子胆哪？你晓得八字宪法哪个提出来的？”
“哪个？”
“毛主席！”
“毛主席又不是学农的！”袁隆平年青气盛，竟冒出这么一句。
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这番话被旁边一位长舌妇记在本子上。文革开始，那长舌妇便向外揭了他“老底”。
篡改农业八字宪法，贬低毛主席，这还了得！
大字报扑天盖地上来了：“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袁隆平！”“砸烂袁隆平的狗头！”
革命小将开始采取革命行动了。一天，袁隆平看完大字报，往自己的实验场赶去。到现场一看，他惊呆了：精心培育的秧苗被揉成一团绿浆，60多个实验钵被打得泥溅水流，一张大字报赫然压在碎钵片下：“砸烂资产阶级的盆盆钵钵！”
袁隆平心里一阵发紧，热血直冲脑门。这是他几年辛勤的结果啊！他发狂般四处寻找，想找回几株幸存的秧苗。没有。他颓然倒在床上，两行热泪泪泪地流。
忽然，有人来敲门。袁隆平心头一沉，擦干泪水去开门。进来的是尹华奇和李必湖。这是两位热情支持袁隆平实验的学生，后来他们成为袁隆平的得力助手。
“老师，我们把4钵秧苗藏在桔园旁边的臭水沟里了！”尹华奇抢先说。
“什么，什么什么？”袁隆平真有点不敢相信。
尹华奇又重复一遍。李必湖也解释：“那4体秧苗是我们悄悄偷出来的，哪个也不晓得！”
袁隆平一把搂住两个门生：“快看看去！”
于是，杂交水稻实验便在那臭水沟里悄悄地继续着。
局势越来越紧张。工作组进校了，老师中三五天又被揪出一个。不到半个月，那间被当作临时“牛棚”的破教室便关进了7个“牛鬼蛇神”。一天，“牛鬼蛇神”组长李代举接到通知：准备一张床，写好标签，接待第8个组员。“谁？”李代举问。工作组长眨眨眼：“袁隆平”。
袁隆平忐忐忑忑等待着被揪上台。一天下午，他看完大字报正要回家，工作组王组长叫住他：“吃晚饭后到我办公室来一下。”
可怕的时刻终于要来了！他们会怎样整治我？袁隆平在房里不安地踱来踱去，估摸王组长吃了晚饭便去了，心里象揣着个兔子似的。
“找我什么事啊？”
“这里不安静，我们到外面谈谈。”
两个来到学校试验田边。
王组长突然问：“我们工作组要搞一块试验田，你说哪一块最好?”
袁隆平一愣：他这是干嘛？莫非在试探我？“3号田。”他回答。
“谁的？”
“×××”
“一个老右派，不要不要！”
“2号田也不错。”
“谁管？”
“曹孟德。”
“才揪出来的牛鬼蛇神，不要！外面这块田是谁的？”
“是我的。”
“行！这块田就作我们工作组的试验田，你就当我们的技术参谋！”
一场大祸就这样躲过了。他不仅没被揪斗，还得到了每天搞半天实验的特殊优待。
关在“牛棚”里的等了好几天，却见他在试验田里大模大样搞起试验来，大惑不解。
袁隆平自己也大惑不解：这是怎么回事？
两年后，那位工作组长也被赶下台，这个迷才被解开。他告诉袁隆平：工作组已决定将你遣送农村交贫下中农监督改造了，翻你的档案时，发现了国家科委一位局长看了《科学通报》上你的论文后给省科委和学校党支部写的公函，说你的试验价值很大，要好好支持，工作组当即讨论：揪不揪？两种意见相持不下。于是我去请示地委书记孙旭涛。他把手一挥：“当然是保护对象！”这样，你才过了关！
多谢孙旭涛书记（可惜他后来也被“文革”害死了)，多谢那位不名的局长！你们在存亡绝续的紧要关头保护了袁隆平，保护了他所从事的第二次“绿色革命”！那位工作组王组长也应该谢谢，是山区闭塞、落后的特点使你未敢轻视上头来的公函，想到了要去请示汇报。
袁隆平的试验顺利地进行着。他收下学生李必湘、尹华奇组成试验小组。从臭水沟里搬出来的4钵秧苗几经繁育，到1968年已发展到2分试验田里，雄性不育率上升近50%。秧苗插下10多天，师徒3人给那嫩绿的秧苗一行行分品种组合插上木牌每天轮流守护着，生怕再发生意外。
但是，意外又一次发生了，而且是灭顶之灾！
那是5月的一个星期天，两个学生因事离开了学校，袁隆平的爱人还在黔阳县一个乡农技站工作，他星期六回了家。第二天一大早下了一场雨，他挂记着秧苗，草草吃过饭便赶回学校，直朝试验田奔去。天哪！秧苗一根不剩全给拔走了！如同遭了电击雷轰，袁隆平根根汗毛倒竖，五内俱焚。他发疯般地在田野里奔跑，寻找。可脚印被雨水冲没了，花花田野觅无踪啊！
这场破坏太突然啦！袁隆平虽然明白，试验之初，就有人讥讽他“癞蛤蟆想吃天鹅肉”，有人说他“对遗传学无知”，有人等着看笑话，可他万没想到，会有人下此毒手！在那愚昧和疯狂的年代，他能去找谁，又敢去找谁呢？
一天，两天，毫无讯息。袁隆平牙头紧咬，粒米不进，脸如刀削，象大病一场。他不甘心，第三天，又象梦游似地往田野走去。路过一口井边，他无意向下一看，发现水面浮起几根秧苗。仔细观察，越看越像。他心头一亮，三两下扒掉衣服就往井里跳。井水太深，两次都没潜下去，他就搬来抽水机。水抽干了，他找了两天两夜的禾苗果然全在井底。可是，它们被揉成一团，已浸死了！
水面的五根禾苗被迅速栽回田里。抽穗扬花时一看：万幸，有3根是雄性不育株！
经受了这场打击，袁隆平再也不敢呆在学校搞试验了。他对两个学生说：走，上海南去！
海南岛，四季如春。1968年10月，师徒3人背着背包，手提从3株雄性不育株上打下的稻种，跨江过海来到这里。从陵水到徐闻，一年多时间繁了4代。第2年冬天，他们又转到云南元江县农技站。住下不几天，正赶上云南峡山强地震。半夜从摇晃着的房里跑出来，房倒了，用塑料在操场里搭个窝棚，把种子播在还在摇动的土地里。窝棚一住4个月，他们带着几百个杂交组合种子，回到了学校。
科学的历程是艰难的。从1964年发现雄性不育株起，6年中先后用2000多个栽培稻子品种与不育株杂交，但不论哪一对父母本交配的后代，都有一部分不能保持雄性不育特性，变成了普通稻子。这种混杂的母禾不能用来制种，就是说：“不育系”和“保持系”始终没找到。
症结在哪里？袁隆平躺在安江农校那间小屋里，彻夜难眠。他把6年来用于实验的个个父母本品种一一在脑子里滤过一遍，突然从床上一下子跳起来：
对了！这些品种的老祖宗都在长江和华南一带，亲缘关系太近，是近亲繁殖！要培育出不育系，必须开拓新的材料领域，利用野生稻搞远缘杂交。
他连夜找来两个助手，兴冲冲地说：“走，我们再上海南，到天涯海角去！”
海南崖县(三亚市)人称天涯海角。这里是天然的大温室，也是野生稻的主要分布区。1970年秋，袁隆平师徒3人在省科委帮助下，到这里的南红农场安营扎寨。这时，袁隆平身边又来了两个年青人：贺家山原种场的周坤庐和桂东县农科所的郭名奇。原来，这两年，全国10多个省市都在搞杂交水稻研究。这年春天，湖南在省委的关怀下成立了杂交水稻研究协作组，他们的单位是成员之一，听说袁隆平到了海南，便赶来了。袁隆平为两位年轻人的决心所感动，欣然留下了他们。
野生稻起源于华南和云贵一带，经过由野生稻变栽培稻的第一次绿色革命，已是寥若寒星。何况这家伙又鬼得很，不开花时葡伏水面，与杂草无异，很难发现；只有抽穗扬发时，才挺起胸来，现出原形。所以很难找，师徒几人找了一个多月，也没见它的影子，好不心急呀！
第二天，他果然驾了一辆牛车来。李必湖爬上去，兴冲冲随他去了。牛车摇出2里多地，冯克珊把手往路旁一块沼泽地一指：“那不就是！”李必湖顺着他的手望去：可不是，诺大一片野生稻正吐穗扬花和阳光亲吻呢！真是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”啊！他喜不自胜，跳下车就向那片沼泽地扑去。来到岸边，他放开一对鹰般的眼睛观察起来。这片野稻茎细叶窄，穗短芒长，野性十足。呃，前面那两个稻穗怎么了，花药细小，颜色灰白？雄性不育株，野生雄性不育株！他心头一阵狂喜，一阵乱石头打跑了草丛中的水蛇，脱下长裤，卷起衬衣，跳将下去，冒着齐腰深的泥水把两株宝贝连挖了起来，用纱衣包了，端上岸来。好大的呀，足有20斤！冯克珊把牛车赶去收稻了，怎么回去？对，用裤子兜着挂在脖子上走！就这样，李必湖赤膊短裤泥人似地把宝贝请进了试验田里。
马上投粉杂交。花开得太慢了，5天才开了65朵！李必湖“守株待花”，每天蹲在两株不育株前，开一朵杂交一朵。
袁隆平回来了，听了汇报，乐得嘴也合不拢，连说“高级”！他当即给两株稻取名“野稗”，拍着李必湖的肩膀说：“今后你的主要目标就是利用野稗培育不育系！”
野稗结出12粒，可惜风吹老鼠偷，12月20日收种时只剩下5粒！他们又繁一代，到第二年3月，便不用粒计算了。
野稗的发现，引来了各地的研究者：上海的，新疆的，广西的，湖北的……他们有的来跟班学习，有的来取种子，有的来要秧苗……要什么袁隆平都满足。他给他们讲技术，带他们到田间实习，手把手教。种子分完了，一位同志要秧苗，他毫不犹豫地把仅有的一篼分出一半给他。他只有一个心愿：发挥大家的力量尽快找到“三系”。
利用野稗材料果然收到奇效：1972年冬和1973年春，江西、湖南先后育出不育系和保持系；1973年夏，广西测得恢复系。此后不久，湖南、江西、广东也测得同一恢复系。
1973年10月，在苏州召开的全国水稻科研会议上，袁隆平郑重宣布：我国籼型杂交水稻“三系”配套成功了！
三系配套，还有一道关：制种。闯过了这道关，杂交优势才能大面积得以利用。袁隆平马不停蹄，又带领尹华奇等人投入了海南制种大会战。
忠孝不能两全，事业和家庭不能得兼，他执着追求前者
1974年，湖南组织7000多农业技术人员进行制种大会战。海南崖县荔枝湾的沟沟川川里，红旗猎猎，人影憧憧，煞是壮观。大会战，动乱年代的特殊产物。不过，且莫听到它就摇头，这次会战例外。它培训了成批技术骨干，为杂交水稻的迅速推广利用作了突出贡献。
袁隆平担任这场大会战的技术总顾问。他每天朝出晚归，到组里指导，下田间调查，进行各种测算分析，可忙哪！人忙就嫌时间过得快，可不，一下就到了1975年元月，春节快来了！
这一天，袁隆平从大田里收工回来，猛见桌上放着一封信。他一惊：家里从来不写信的呀！拆开一看，不禁倒抽一口凉气，一头倒在床上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信是他妻子邓哲写来的。信上写道——
隆平：
作为你妻子，我不得不含着热泪告诉你，你父亲在今年元月3日溘然长逝了！父亲病危，我赶到重庆去伺候了他。我们多么希望你能赶回来啊！可老人家自己坚决不允。他说，你要干大事业！
听到这个噩耗，你一定很悲伤。人总是要死的，望你忍痛节哀，千万注意身体。
想念你的妻子
1975年1月5日
这一晚袁隆平没吃饭，父亲的影子总在头脑里闪现。他父亲袁雪安一生要强。大学毕业后长期在铁路部门工作。也曾当过孙连仲部的中校秘书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他一腔义愤，给孙连仲捐献数百把大刀，士兵们曾用这些大刀砍下不少鬼子头。解放后，他被打成历史反革命，忍屈受辱过着孤寂的生活。可他对这位儿子要求极严，总希望他能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，以至自己患癌症住院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不肯要儿子回去见上一面！这就是他，一位“历史反革命”的胸怀。
想到此，袁隆平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悲痛，他跌跌撞撞来到户外一个土丘上，背对大海，面向西南，双手垂直，叫一声“爸爸”，声泪俱下，深深鞠了三个躬。
人是有责任的。可袁隆平作为人子人夫人父，却没能尽到起码责任。他不仅亏欠父亲，亏欠妻子的更多更多。自1964年结婚起，他南繁北育，成年累月在外面奔波，10个春节只在家里过了3个。邓哲，这位知书达礼的山里姑娘，有着大山一样的敦厚和忠诚。她爱慕袁隆平的志气和才华，在他因为家庭原因遭失恋之痛，年届34岁的时候，毅然把自己圣洁的爱情献给他。婚后，丈夫常年在外，她默默地抚儿育女，操持家中的一切。大儿子出世没人带，她送到数千里之外的重庆祖父母身边，直到7岁才接回。生下第三个儿子才两天，她便催着心神不定的丈夫登上了去海南的汽车。公公病重，他代丈夫去伺侯，端屎端尿，什么都干，感动得老人直流泪。公公过世后，她又把老母接到安江，像亲女儿般侍奉着她……她也是农校毕业生，她也有自己的事业。可是，为了袁隆平的事业，她把一切都牺牲了！
想想邓哲，袁隆平心中又充溢着无限感激之情。他回信说——
哲妻：
老父离我而去，我未能送终，心中万分悲痛。但自古思孝难于两全。老父之所以不让我回去，是希望我在杂交水稻研究上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。这是老人家对我的最大遗嘱，也是我对父亲的最大孝心。
值得我庆幸的是，此生此世找到了一个称心如意的你。我常常想，如果不是你如此关心我，支持我，我的事业是不可能有如此成就的！你为我作出那样大的牺牲，我很感动，也很惭愧。愿你和孩子们谅解我。还是用几句古词解嘲吧：柔情似水，佳期如梦，忍顾鹊桥归路。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？
隆 平
1975年1月21日
事有凑巧，当袁隆平把信发出准备在外面再独自过第八个春节的时候，邓哲却奇迹般出现在他面前！她是受县里委派，赴广东参加生物防治会后赶来的。一年多不见，邓哲细细打量丈夫，发现他被灼人的阳光烤黑了，原来穿在身上挺合适的衣服也空荡荡宽松了许多，不禁一阵难过，说：“你，瘦多了！”
他是瘦了，3年前体重是137斤，可前不久往秤上一站：106斤！为了杂交水稻，他掉了31斤肉！可他却风趣地说：“瘦点下田还方便些。”他告诉邓哲：杂交水稻制种已达到亩产70多斤，马上就可以大面积投入生产利用了！
功成名就，荣誉满披，可他没有笑。
地球一天天缩小，他在寻求新的目标
杂交水稻这只昭示人类和平的吉祥鸟，经过袁隆平等人10多年辛勤培养，终于羽毛丰满，展翅飞翔。自1976年以来，北起辽宁，南到海南，东自上海，西至云南，神州大地到处布下它的足迹。杂交品类由一季发展到3季，品种由几个发展到几十个，亩产量由800多斤增到千斤以上。现在，全国累计推广种植12.5亿亩，增产粮食2120亿斤！
这只吉祥鸟已飞向世界。1980年，它作为我国第一项出口技术转让给美国，比当地良种增产37%；日本、阿根廷、巴西、印度等相继引进试验，增产都在20%以上。目前，它已飞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
袁隆平成功了！他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，也受到世界人民的高度赞扬。
1979年4月，他赴菲律宾参加国际水稻研究学术会议，用流利的英语宣读完《中国杂交水稻育种》的论文，幻灯上打出“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”的字样，全场欢声雷动；
1980年5月，他赴美传授杂交水稻技术，受到美国人和侨胞的热烈欢迎。次年，美国一家石油公司为他拍摄了题为《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花园的故事》的电影纪录片，先后在美国、日本等国放映；
1981年，国家科委和农委授予袁隆平等特等发明奖，在此前，他已是全国劳动模范；1985年，他荣膺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授予的金质奖章和“杰出的发明家”称号；
1987年11月，他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6——1987 年度科学奖的唯一得主；
1988年他又获得英国让克基金会颁发的让克奖。
他是全国政协常委、湖南省政协副主席、中国科协常委、农牧渔业部顾问、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、研究员，还兼着西南农大和湖南农学院教授、安江农校名誉校长。
他发表论文和著作20多篇（部），曾18次去10来个国家讲学传技。
他成了人类和平的使者，光明的使者，幸福的使者。
他应该满足，应该高兴，应该笑了！
但是他没有笑，他在沉思：“中国每年有2200万婴儿出生，相当两个匈牙利、两个柬埔寨、11个孟加拉；中国的耕地只占世界的1/4，而人口占1/5。中国的人口到1990年要超过13亿，而土地每年减少3800多万亩，8年减少了4个日本的耕地。地球说大也大说小也小，近几年一天天在缩小。如此下去越来越多的人口吃什么，怎么生活？
“国家提出2000年达到小康水平，粮食方面恐怕很难达到。全国年总产粮食8000亿斤，人均730斤，才刚是个温饱水平。2000年计划产粮10000亿，而人口会增到13亿，按控制数12.6亿，人均也才790斤，也只是温饱，不是小康。粮食要再增产2000亿斤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哪！国家农业投入少，粮食价格不合理，严重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，农民只望提高单产，把大量田土去种别的，粮食总产连续6年徘徊不前了！
“我现在正在搞杂交水稻高产优质多抗新组合试验。我的第二代学生、安江农校的邓华丰已搞出 “S—1 安农水稻光敏不育系”新组合，为“二系法”杂交打下了可靠基础。这种亚种间杂种优势如能成功利用，每年可增产粮食500亿斤，可供全国12个城市的6000多万人吃一年。但是还有1500亿斤靠什么？那就要靠党的政策和农业投入来解决了。
听罢袁隆平一席话，我们也很动感情。59岁的袁隆平仍在为国忧，为民忧，为粮食而孜孜以求，我们的党，我们的政府，我们千万万有骨气的中国人，应该郑重地对他说：请您放心！
文章来源：尘衣之约 刘际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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